革命老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东安社区的东安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这块血与火的热土上，东安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舍生忘死，英勇奋斗，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第一个小故事：徒手夺枪路子飞

　　路子飞，1914年6月出生于武进区湟里镇蒋堰村委南星村路家头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以种田为业，为人正直，性格刚强。1938年4月参加革命。曾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

　　抗战初期，路子飞加入抗日游击小组，任组长。他以东安社区金家田舍茧行伙计的身份为掩护，积极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斗争。日寇侵占东安后，为了达到把魔爪伸向宜兴、溧阳等地，扩大侵略范围的目的，加紧修筑湟里——宜兴官林公路。1939年5月，日寇修筑公路至金家田舍南面的闸上段时，有十多个日本兵以金家田舍的一个水车棚为据点，监督民工筑路。路子飞连续三天潜伏在紧靠水棚的甘茅墩里观察敌情，发现水车棚内架着一挺机枪，放着几枝步枪。同时，也摸清了日本兵的活动规律。当民工上工后，仅留一个日本兵看守机枪，其他日本兵都在路上监督施工。一个夺枪的念头很快在路子飞的脑子里形成。当年5月17日中午，路子飞和游击小组人员储顺尧、朱树山、朱宝山等手持钉钯混入筑路民工中，在水车棚附近伺机夺枪。当他们发现看守机枪的日本兵在打瞌睡时，路子飞一个健步上前扛起机枪，其他几个抢过步枪向东面的高车垛方向撤退。筑路民工看到有人夺枪便四处逃散，惊醒了日本兵，日本兵发现机枪被抢后，随即用手枪向路子飞撤退的方向追去。路子飞他们凭借对地形熟悉的优势，撤至一里路开外的高车垛村后，直插往北的湟里镇东鲁村，然后向西撤至宜兴市新建乡。

　　路子飞等人缴获日寇一挺机枪和三枝步枪后，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

　　第二个小故事：募捐寒衣施福元

　　施福元，1911年5月20日出生于武进区湟里镇蒋堰村委南星村南隍村河头桥。家境贫困，一生以种田为业。曾担任新四军丹金武地区通讯联络员，1986年3月因病去世。

　　1939年冬，日寇封锁严密关卡重重，新四军部队经费十分缺乏，一度陷入非常困难时期。为解决部队冬衣奇缺的困难，当年11月，活动于东安一带的新四军李复部队发动了寒衣筹资活动。当时，担任新四军地下交通员的施福元积极参加寒衣筹资，他一方面挨家挨户动员群众捐资助军，一方面夜晚冒着生命危险潜入财主家募捐，他的足迹遍及常武地区的原东安乡、宜南乡、香泉乡、村前乡、旌东、旌西乡、新建乡、儒林乡等十多个乡镇。筹资中历尽了艰辛和危险。施福元在一次去村前乡湾头村的筹资中不慎落入日寇之手做马夫。幸好未被识破，后设法逃出，继续前往常州、无锡等地财主家募捐筹资，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在无锡捐得一台印报机，他把机器拆散后卷在铺盖里混出城，从滆湖中用船运回。他日夜兼程，冲破了敌军的重重封锁，把印报机和两万元寒衣捐款一并送到了溧阳前马新四军司令部，为部队解决了一部分给养，受到陈毅司令员的嘉奖。

　　第三个小故事：率众抗日张小堂

　　张小堂，1912年出生于武进区湟里镇香泉村委杨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生以种田为业，为人正直。194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原香泉乡杨庄村农抗会会长。1966年病故。

　　湟里镇村前社区安欢渎附近的脉息港是从丫河到湟里、东安的必经之路。日寇侵占期间，驻扎在常州附近的日寇经常乘汽艇进脉息港来湟里、东安一带骚扰、扫荡。1945年3月，丹金武九区领导决定堵塞日寇在通道——脉息港，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区委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离脉息港8里多路的湟里镇香泉村委杨庄村农抗会会长张小堂。张小堂接受任务回来后，立即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发动群众，群众都异常踊跃。3月中旬的一天，已发动到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傍晚时分，张小堂带领队伍利用夜色的掩护，一路小跑来到脉息港附近的斜湖头村。任务重、时间紧，张小堂顾不上擦一下脸上的汗，立即把二百多人分成三队。一队负责拆毁斜湖头村旧庙。一队负责把拆下来的砖石运到脉息港河道。一队负责拆脉息港桥。分工完毕，马上开始行动。二百多人怀着对日寇的愤恨，摸黑悄无声息地干着。张小堂跑前跑后，指挥着这场堵河战斗。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顺利完成了堵河任务。从此，日寇再也没有乘汽艇从脉息港来湟里、东安一带骚扰、扫荡。

　　第四个小故事：情系革命献忠诚

　　——记谭天生、储来娣夫妇二、三事

　　谭天生，1919年7月27日生于湟里镇蒋埝村委高车垛。以种田为业。1941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26日光荣牺牲。

　　储来娣，女，1923年7月27日生于宜兴市新建乡储巷村，1940年与武进区湟里镇蒋埝村委高车垛谭天生结为夫妻，以种田为业。现住上海市虹口区虹镇老街340弄4号101室。

　　一、精心护理伤员

　　抗日战争时期，高车垛是丹金武地区对敌斗争有名的堡垒村。

　　1941年春的一个夜晚，金坛县委书记余慎，武九区区长唐克等领导把30多名新四军伤员秘密送到该村，分散安排到几个堡垒户家养伤，储来娣一家住了20多个伤员，她把受伤最重的沈指导员安置在楼梯下的暗室里，其它伤员都安排在磨坊里住。储来娣待伤员象亲人一样，精心护理，无微不至。那时她产子才二个多月，但每天都要为伤员烧水、煮饭、缝补浆洗。为了尽快治好伤员的伤，她和丈夫谭天生秘密地从宜兴县的闸上和东安街请来了石象贤和吴兴裕二位医生，轮流为伤员治伤，又冒着危险，通过关系搞来了紧缺药品，解决了燃眉之急。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精心照料，大部分伤员都伤愈归队了。可沈指导员、施才福、万福生等三个重伤员，由于伤势重，缺少营养，伤口愈合慢，脸色苍白，身体瘦弱，有时指导员还昏过去。储来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调养好重伤员的身体，她毅然把自己本来不多的奶水挤在碗里，用汤匙喂给指导员喝。沈指导员睁开眼，喝了一口，吃力地说：“来娣，你把奶挤给我喝，孩子怎么办，我对不住孩子啊。”储来娣说：“指导员，你们打仗镣敌寇，负了重伤，我照料不好，怎么对得起你们?”在她的再三劝说下，沈指导员才把半碗乳汁喝下，此后她经常省下奶水给伤员喝，三位重伤员在她家养伤一年多后，伤愈归队，重返了杀敌报国的前线。

　　二、率众拆敌堡

　　日寇侵占东安后，到处建碉堡据点，妄图扑灭熊熊的抗日烈火。当时，紧靠东安的宜兴新建乡的闸上、韶巷等乡镇也都有一小队伪军据守，他们经常来东安附近骚扰，群众痛恨之极，希望拔除这些毒瘤。1941年夏天的一天，高车垛中共党员谭天生侦察得知，闸上和韶巷的伪军在当晚换防。便立即和地下党员谭殿章等商量决定。乘闸上伪军去韶巷换防堡空无人之际，拆除敌堡，并作好了周密部署。傍晚，闸上碉堡里的伪军刚走，谭天生便率领本村二十多名青壮年立即出发，一刻多钟便来到了三里路外的闸上敌堡前。谭天生立即布置几个人四面做好警戒。大家一齐动手，撬开大门，爬上堡顶，揭瓦掀梁，推倒砖墙，半个多时辰，一座碉堡便夷为平地。谭天生指挥大家迅速撤离闸上，把拆下的木行条、椽子、门板等立即扛走，藏在高东垛村旁的的甘茅墩里。

　　谭天生率众神不知、鬼不觉地拆毁了敌堡，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三、强忍悲痛送情报

　　1942年5月26日(农历)储来娣的丈夫新四军情报员谭天生被伪军朱力子部杀害了。正在万分悲痛的时候，金坛县委书记余慎，武九区区委唐克趁夜赶来慰问，要储来娣记下敌人的这笔血债，接过丈夫未完成的事业。并交给她一个任务，把一份重要情报送到宜兴县新建乡储巷，交给地下情报站站长储宝根同志，嘱咐她千万不能丢失。储来娣擦干眼泪说：“首长，请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第二天一早，储来娣早早地吃了早饭，把情报揉成一个极小的纸团，藏在手帕中。同时打了一个包裹背上，扮作回娘家的样子。当走近和头桥时，从湟里方向驶来一辆日寇巡逻汽车，车上的日本兵发现了她，大叫：“站住!站住!”储来娣头也不回，径直往前走。汽车追到她身边嘎地停住，跑下三四个日本兵把她团团围住。储来娣一看无法脱身，急忙掏出手帕佯装擦嘴，暗将情报纸团吞进腹中。一个日本军小头目眼一瞪，凶猛地打了储来娣一巴掌，恶狠狠地问：“干什么的?叫你站住为什么不站住?”储来娣压住怒火，从容地说：“回新建娘家”。另外两个鬼子抢上前，搜遍全身，一无所获，便拳脚相加，枪托乱砸。储来娣被打翻在地，滚入水稻田，浑身都是泥和水。日军小头目上前一把揪住她的头发，狠命地往水田里揿了一会儿，又拉起来问：“你是不是新四军的密探?”储来娣尽管被呛得气都快接不上了，但还是坚定地回答：“不是!我回娘家”。几个日本兵见问不出什么，又毒打起来。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枪声。日本兵一惊，回过神来，丢下储来娣，慌忙中乱放了几枪，怕中埋伏，争着爬上汽车，脚底抹油溜了。

　　区中队几位同志及时赶到，把遍体鳞伤的储来娣扶起，送到闸上村的堡垒户余伯年家里养伤。

　　第五个小故事：智取枪支蔡书记

　　蔡铭，1922年1月26日出生于原武进县东安镇周家湖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一生以种田为业。1944年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农抗会、游击小组、乡中队工作。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周家湖村大地主周福培利用这一时机收容散兵游勇，并且收购他们的枪支弹药，妄图对付地方党组织。面对日益强大的地方武装，中共宜南乡支部决定收缴周福培的枪支，乡中队长蔡铭主动要求执行这个任务。

　　周福培对她的儿子周富祥(伪乡长)十分偏爱。蔡铭决定利用这一点，从周富祥身上下手。1945年9月的一天傍晚，蔡铭来到周家大院，找到了周富祥，对他说西安村有人找他。周富祥没多加怀疑，便跟着蔡铭来到西安村一座破庙前。当周富祥刚踏进庙门，看到自己的狗腿子万胜方已经被另一名乡中队队员抓到了破庙内，知道情况不妙，拔腿想跑。可门被蔡铭堵住了，只好坐了下来。蔡铭随手把庙门关上，严肃地对周富祥说：“今天我是代表共产党领导的乡中队来找你的，听说你家里收购了枪支弹药，现在要你把枪支交出来”。周富祥嚣张地说：“要我交枪，你想得倒美，当心我出去后把你抓起来”。蔡铭见他仍这样顽固，决定先打掉他的嚣张气焰。对他说：“你不要太嚣张，和人民为敌最终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给你一段时间考虑，就看你自己的态度”。说完，走了出去，关上了庙门。两天后，周富祥终于低下了顽固的头，周福培见儿子两天了还没有放回来，只得乖乖地送来了枪支。这次行动，不仅打击了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而且使乡中队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解放后蔡铭担任周家湖村党支部书记。

　　第六个小故事：掩护领导周庆芝

　　周庆芝，1910年6月出生于原武进县东安镇余柯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以种租田为业。194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因病逝世。

　　1945年10月，新四军北撤，周庆芝留守地方，坚持斗争。他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利用在地主、国民党香泉乡乡长蒋小金家做大伙计的身份，经常探听国民党尚义部队的活动情况，及时为留守人员提供正确的情报，为打击敌人，保护留守的武九区委机关立下了大功。

　　当时，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留守的武九区委6位同志白天已无法活动。在这关键时刻，周庆芝为了保护区委机关不受敌人破坏，他利用田野里的水车篷，用稻草堆了一个能让区委机关6人白天藏身的地方。他总以罱河泥、绞猪草等为掩护，天天为区委机关人员送饭送菜，并收集敌人的活动情况，使留守的区委领导在夜晚有目标地活动。至1946年3月，区委机关撤出本地，始终未遭破坏。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赤胆忠心为革命的崇高品质。

　　第七个小故事：掩护伤员李金祥

　　李金祥，小名锁桂头，1897年7月生，家住原武进县东安镇安北村许家头。一生以种田为业。为人忠诚老实。1960年3月9日病故。

　　钱福英，女，1911年11月6日生于武进区湟里镇湟里村委蔡家头。1931年与李金祥结为夫妻。以种田为业。现住武进区湟里镇东安村委许家头。

　　1945年10月，新四军北撤后，白色恐怖严重。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留守金坛县委书记余慎决定，派出一支精干力量，会同武九区、官林区的地下武装人员，攻打敌官林区公所。战斗中，我军班长马建华不幸被敌弹炸伤膝盖。战斗结束后，原东安乡地下党支部书记崔建民把伤员马建华秘密地接到堡垒户李金祥家养伤。为了便于隐蔽和撤离，伤员一到，李金祥夫妻立即将他安置在门前的水车棚内。用土坯围住，上面堆上稻草，出口也用稻草掩蔽好。

　　马建华伤势较重，伤口开始恶化。李金祥冒着危险，佯称为儿子治病，找来了一位可靠的医生，为马建华治伤。并千方百计凑了点钱，抓了药。为伤员熬药、敷药。李金祥经常下湖捞水草、罱河泥，捉到了鱼虾拿回家。妻子钱福英煎了鱼汤，给马建华滋补身体。经过二十多天的疗养，马建华的伤势明显好转，能拄着拐杖下地行走了。

　　就在那时，驻守东安的国民党尚义部队似有觉察。本来平静的李家，周围经常有三三两两的人出现。李金祥夫妇怕出意外，天天趁天不亮出船罱河泥，将马建华扶到船上进滆湖躲避，至夜方归。有一天天还没亮，钱福英正在做早饭，只听见狗在门外狂吠，知道情况不妙，急忙将马建华扶上河边的船，藏进船头里。李金祥迅速摇着船驶离家门口，钱福英望着消失的船影，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关上了大门。不一会儿，尚义部队的几十名敌军团团围住李家，踢开大门。三名敌军用手枪和刺刀把钱福英和孩子逼到墙角。其余的敌军翻箱倒柜，用刺刀往草堆里、粮囤里、衣柜里、床底下乱扎乱捅，里里外外搜了一遍，毫无所获。敌军排长手一挥，便将钱福英带到敌军驻地，用绳子吊起来，用毛竹片、柳条抽打，逼问新四军伤员的下落。钱福英咬牙挺住，一字不吐。敌人既没搜到什么证据，又拷问不出什么，只得将她放下，关押起来。十多岁的儿子李晓光悄悄地来探望母亲。钱福英不顾伤痛，暗嘱儿子赶快给父亲送饭，让他们不要回家。李晓光遵母嘱而去。李金祥和马建华闻讯便在芦苇荡内过了一夜。第二天后半夜，李金祥一人悄悄地潜回家，拿了衣服，凑了些盘缠，又返回湖边芦苇荡，将盘缠衣服一起赠给了马建华。用船将马建华平安地送回了宜兴周铁桥老家。过了几天，敌军没捞到什么，也只得将李金祥妻子钱福英放回了家。

　　第八个小故事：深夜除霸周万成

　　周万成，1911年出生于原武进县东安镇周家湖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以种田为业。曾任周家湖村农抗会会长。1976年7月病故。

　　解放战争初期，周家湖村的地方恶霸万仁西和国民党反动部队互相勾结，到处搜捕地下党员周决、万凤生等，地下党员万小中被捕。

　　反动地主反共气焰如此嚣张，周万成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一天早晨，周万成来到边河沿村，见到了留守的金坛县委书记余慎，详细报告了反动主动勾结国民党反动部队反攻倒算帐的罪行，要求严惩恶霸万仁西。黄昏时分，余慎、薛斌带领县短枪险二十多人来到周家湖村旁边的一条小河边和事先回来侦察情况的周万成接上了头。周万成将他白天侦察到的情况报告给了短枪队。说万仁西、周福培、周富祥等恶霸地主现在正在周兆甫茶店里打麻将，并且带着短枪队来到茶店。短枪队来到茶店，破门而入，地主恶霸惊慌失措，纷纷想夺门而逃。伪乡长周富祥被短枪队一枪从面部穿过，未伤要害，倒在地上。短枪队从桌子下面揪出吓得屁滚尿流的万仁西。这时，吓得钻在鸡窝里的周福培大地主也爬了出来，苦苦哀求留下万仁西。余慎对悚悚发抖的地主们说：“你们要记住，革命的力量是不会被消灭的”。说完，押着万仁西走出了茶店。周万成随短枪队押着万仁西来到湟里云龙桥，历数了万仁西的罪状后，立即就地正法。

　　第九个小故事：王家地洞“老寄娘”

　　夏孝妹，女，1884年7月出生于原武进县东安镇南隍村河头桥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为人正直，后嫁于河头桥王家王老大为妻。一生以种田为业。1977年11月9日去世。

　　原东安镇河头桥南200多米的王家在解放前仅有夏孝妹独户人家。门前有一片竹墩。房西面是一条大河，称秀才湾，沟通洮滆两湖。河对岸是金坛市和宜兴市。王家东面百余米是常溧公路。国民党军队的炮楼设在路东。

　　夏孝妹大胆泼辣，思想进步，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她在丈夫早年病逝的情况下，凭借王家回旋余地大，便于隐蔽、撤退和观察敌人动静的有利地形，积极为地下党组织收集情报。新四军北撤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东安一带，地下党武九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48年地下党武九区区长蒋志新为恢复我地下党组织，继续开展武装斗争，迎接全国解放，经常在河头桥一带活动。并常在夏孝妹家落脚，了解敌情。为使地下党能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夏孝妹决定在自家门前的竹墩下挖个地洞，掩护他们开展活动。于是她不分昼夜地开挖地洞。蒋志新得知后，夜晚也来帮助挖洞，经过二十多天的开挖，一个长一丈多，宽八尺多，顶层离地面二尺多的地洞完工。地洞有三个洞口，一个洞口朝大河边，甘茅封盖。一个洞口朝天，草堆压顶。还有一个洞口在夏孝妹家里，用米囤(稻草扎成的存米的容器)封盖。洞内可容纳七、八人。此后，蒋志新在这个洞里藏了六个月，为避敌耳目，他白天睡觉，晚上活动。夏孝妹一日三餐给他送饭。她严守秘密，连女儿回家都不知道娘家有个地洞藏着地下党。

　　高俊杰，葛凤英等一批县、区、乡负责同志和太隔地区活动的钱梦吾等同志经常到王家地洞开会，传达上级指示，研究对敌斗争策略。夏孝妹每次都担任义务哨兵，为他们放哨。并在河边洞口旁停泊好船只，以利地下党领导撤离。这个地洞掩护过一大批地下工作负责同志。他们都亲热地称夏孝妹为“老寄娘”。

　　东安人民的“抗日故事”真实记录和讴歌了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是对广大党员、各级干部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希望青少年牢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为实现中国梦、我的梦而奋斗!（华再清）